1．沉睡的巨人
　　1803年，正在争雄欧洲的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曾经指着地图上的中国说：“这是一个沉睡的巨人，让它睡吧，如果它醒来，它将会震撼整个世界。”1
　　15世纪末，欧洲人在航海上取得了重大发现。首先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的西班牙航队向西进横跨大西洋，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继而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9—1524）的葡萄牙船队沿非洲大陆南下，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抵达了当时香料贸易中心的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开拓了从欧洲可以直接抵达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航线。
　　欧洲人通过发现美洲大陆，进入和支配印度洋开创了大航海时代，开始疯狂地掠夺和征服世界，同时在欧洲也兴起了一场争夺世界财富，瓜分世界领土的大竞争。然而令欧洲人不解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古老的帝国——中国却对这场以世界为舞台的财富争夺战无动于衷。因此，拿破仑在准备发动征服欧洲战争的前夕才会发出上述的感慨。他当然不希望中国猛醒加入到争夺世界霸权的游戏中。强大中国的出场无疑将会给当时的欧洲各国带来噩梦。
　　然而正如拿破仑所希望的那样，中国一直沉睡不醒。早在欧洲人发现通往中国的印度洋航道之前，明朝的郑和（1371—1435）舰队就已经发现了世界。1405年以来，郑和舰队七下西洋，在东南亚、印度西海岸、阿拉伯世界都建立了自己的据点，曾经多次抵达非洲东海岸。现在更有学者称郑和当年曾经抵达非洲西海岸，甚至发现了美洲大陆。总之在欧洲人发现世界之前，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世界。但遗憾的是，中国人发现世界却并没有因此改变中国，更没有因此改变世界。中国不仅没有成为一个重视贸易利益的通商国家，没有成为一个捍卫自己的贸易利益、保护自己的贸易伙伴的世界秩序缔造者，反过来连郑和的航海资料都被官员所私焚，远征壮举也在历史中湮灭。
　　拿破仑的中国巨人感慨是在欧洲人发现世界三百年之后，欧洲的大竞争、大变革已经进入决战之际所发。地理大发现之后，在贸易、殖民和掠夺中强大起来的欧洲大西洋沿岸各国正在为争夺世界霸权和树立欧洲的秩序进行决战。这时欧洲人在中国的周边也已经经略了三百年，殖民了印度和东南亚各国，营建了新加坡、马尼拉、澳门等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据点。中国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的茶叶更是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单项贸易品目。欧洲已经离不开中国，但是对中贸易的巨额赤字却使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对华贸易的不均衡正在困扰欧洲，中国的财富更是让欧洲人垂涎三尺。当然，欧洲人更害怕中国这个巨人猛醒，参与世界大竞争。

2．殊死的抗争
　　1840年，为了维护在中国的鸦片走私贸易，英国的舰队出现在中国海面，开始对中国进行军事攻击。当产业革命后实力大增的英国作为欧洲三百多年大竞争的胜利者自信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时，与郑和宝船相比弱小得可怜的达•伽马的帆船变成了坚船利炮，欧洲已经不再害怕对中国的攻击会惊醒这个巨人，他们更加渴望的是掠夺和瓜分中国的财富2。
　　巨大的中华帝国在英国海军的狂轰之下不堪一击，欧洲人在震惊中国居然是如此脆弱的同时蜂拥而至，开始对中国的财富进行疯狂掠夺。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撰文道：“很显然中国人展示了一种不同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当时人民静观事变3，他们让帝国的军队去抗击侵略者，在遭受失败后，以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但现在，在这场战争波及的南方省份，民众开始积极甚至疯狂地参加抵抗外国人的斗争……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使中国人发动了一场对所有外国人的抵抗……南方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爱国狂热标志着古老中国对其所处危险境遇的觉醒。在若干年后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会做殊死的抗争，亚洲将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4随着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蚕食和入侵的加速，恩格斯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国人民的反抗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悲壮。中国民众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他们的财富在消失，尊严在被摧毁，殷实和骄傲变成了贫困和屈辱，甚至连生命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民众开始对侵略者奋力抵抗，这种抵抗后来发展成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和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全民抗战的惊人气概，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强国梦。
　　然而，清朝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却并没有被惊醒，他们仍然在玩着几千年不断重复的自我游戏。举国也还在热衷于王朝更替、王位兴废、朝政势力消长……知识分子还在四书五经中求出身，在政治游戏中谋进取。中国还沉醉在传统的价值观之中，社会还在传统的游戏规则中演绎，好像外部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不会影响中华帝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循环。
　　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却使清朝政府开始意识到欧洲人对中国的勒索、敲诈、掠夺还将愈演愈烈，中国必须组织一支可以与欧洲军队抗衡的强大军力5。中国开始了一场强军梦，史称“洋务运动”。在这期间，建水师、练新军、修铁路、办工厂，为的就是缔造能够捍卫帝国的军力。
　　不幸的是，1894年甲午海战的硝烟使30年的中国强军梦在悲壮和屈辱中破碎。强大的北洋舰队和新式的陆军被过去的外藩小国日本所击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为政者和整个社会真正地意识到仅仅是强军不足以强国，不足以卫国，中国迫切地需要进行一场社会的大变革。此后，改革与革命两种不同的思潮并起。
　　由上至下的改革起于戊戌变法，历经慈禧政变、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最终以立宪运动的形式展开。虽然几经周折，但是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政体改革的进程。在短短的十余年内废除科举制，倡导新学，成立商部、学部、邮传部等近代行政机构，颁布商法，扶植私营企业发展，改革军事制度，设立资政院，公布“宪法大纲”，起草“地方自治章程”。并且就未来中国之国体展开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当时几乎所有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都被卷入这场大讨论之中，立宪也被排上了时间表。
　　上述的改革使民族资本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高潮，各种社会团体大兴，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遗憾的是，当时清朝政府的权威已经在过去几十年的无所作为之中丧失殆尽，帝国主义的入侵更是削弱了政府的权力基础。迟到的改革没有足够的权威和社会认同的支持。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在1911年被辛亥革命所中断。
　　由下至上的革命使中国的权力机制全面解体，虽然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却使举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和各种势力割据的极度混乱，列强利用混乱进一步地加速了对中国肆无忌惮的蚕食。中国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甚至连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形式都受到威胁。被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本更竟然想鲸吞中国，悍然对中国不宣而战地发动全面战争，中华大地沦为血海。

3．总动员体制下的强国梦
　　政治机制的全面崩溃使中国陷入了一场在混乱中惨遭蹂躏的噩梦。面临民族存亡的中国人民在割据、革命、御外和统一的各种进程交错之中，经过殊死卓绝的奋战，终于在1949年从噩梦中挣脱，重新站立。但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却仍然异常严峻。中国的强国梦还没有真正起步，人民迫切地渴望国家能够强大起来，能够捍卫自己的安全和尊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倾注了几乎所有的激情和能量来推进工业化。
　　效仿苏联，中国政府选择了总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以最快的速度实现重工业化的路径——计划经济总动员体制。对遭受外来侵略有着切肤之痛的中国人民狂热地响应了政府的号召，极富献身精神地投入到这场强国梦之中。在总动员体制下，通过全民的奋斗和节衣缩食，中国不仅建立起了基本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还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两次与世界霸主美国交锋，与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百万大军进行了长期对峙，更自力更生地发展了自己的卫星、导弹和核技术。30年的奋斗使中国成长为一个具有核遏制力的，不可以被欺辱和侵犯的，能够捍卫自己领土和尊严的政治军事大国。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化却使中国的社会活力丧失殆尽，对个人鲜有回报的长期奉献和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使国人精疲力竭。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社会贫困愈演愈烈。
　　与西方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享受了长期的繁荣相比，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却逐渐衰退到可以忽视的程度。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重新站立起来的中国在经济上几乎被世界所遗忘。
　　更严重的是，为推进重工业化而建立的户籍制度将国民分割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两个身份不同的社会集团。在户籍制度下形成了城乡人口不同的粮食供应体制、住宅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和就业体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失去了迁徙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无法享受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中国社会被割裂成两个不平等的世界。

4．活力的大爆发
　　是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重新注入了活力。此后30年来，中国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从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跃进为拥有世界第三位贸易规模和第四位经济规模的经济大国。世界突然发现一个崭新的、强大的、正在富裕起来的中国悄然鼎立。
　　然而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的最大功绩是释放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束缚的社会活力，30年大发展的原动力是中国民众的活力，而且这种活力往往是在政府所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爆发出来的。在企业形态上，无论是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还是1990年代的民营企业，都是异军突起于国有企业改革长期徘徊的艰难之际。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最终实现了中国经济的主角交替，成为支撑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原动力。在空间形态上，虽然政府一直施行限制大城市发展的逆城市化政策，但是中国的活力却执拗地向城市集结，最终汇聚成拔地鼎立的大城市群。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变化与中国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巨大活力结合的产物。
　　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企业间的交易和信息交往已经逐渐电子化。这种趋势极大地降低了国际间的交易成本，使原本具有地域局限的供应链能够扩张到全球。航空、海运等高速大量运输体系的成熟和全球性工业产品关税的降低更为供应链的全球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赢得价格和时间上日益激烈的竞争，企业放弃了囊括从开发、生产到销售的商业模式，将经营资源集中到最具竞争力的核心部门，通过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调配，谋求更高的效益。
　　 幸运的是，全球供应链商业模式普及之际，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时。中国在沿海，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香港、澳门、广东)、长江三角洲(上海、江苏、浙江)、京津冀(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区建设了大批机场、港口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提供了大面积的工业用地、大量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和开放政策，为全球供应链开辟了新天地。巨大的开放空间吸引了大量外国企业投资设厂，也给国内企业发展提供了机会，更给国内外的人才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压抑的巨大能量以大规模人口移动的形式爆发，向这些地区集结。
　　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国内企业的成长，在上述地区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产业集聚和城市群。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今天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创造着中国79%的出口和42%的GDP(2006年)。可以说，正是中国给全球供应链提供的开放空间，和追求梦想的人们所释放出的巨大活力成就了三大城市群的发展，造就了新的世界工厂，实现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
　　大城市群是今天中国活力集结的结晶，是牵引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巨擎。

5．大城市群时代的课题
　　然而，三大城市群的崛起也使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出来。
　　（1）缺乏再分配机制下的不均衡发展
　　三大城市群的迅猛发展使中国以各地区自给自足为前提的空间结构迅速崩溃。改革开放以来愈演愈烈的地区间竞争导致落后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被大城市群所汲取，许多地区陷入了严峻的经济停滞和严重的财政困难。人口和产业向大城市群的集聚，给大城市群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是与讴歌大发展的大城市群相比，内陆地区与大城市群的差距却日渐扩大。
　　更严重的是，中国的财政体制不能够应对这一事态。建立在各地区自给自足原则之上的财政体制不具备全国性的再分配机制。
　　结构性的财政困难和地区间竞争的压力驱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上无节制地依赖土地开发。地方政府为了谋求税收外财源，以开发区的名目从农民手中圈占了大量的农地，造成了千万计的农民成为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
　　地方政府还以各种名义进行收费和摊派，以充填结构性不足的财政。收费和摊派给各地的企业和居民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由于财政税收的不足，属于政府职能的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在许多地方不能得到充分落实。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地区间差距越拉越大。
　　在没有全国性再分配机制的状态下，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正在扭曲地方经济和地方行政，动摇中国社会经济的根基。
　　（2）分配的不公平
　　在高速经济增长下的中国，不仅是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也在急速扩大。长期优先扩大生产力的结果，在中国形成了强政府、强资本、弱劳工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压制了劳动分配率和劳动者权益的提高，特别是农民工的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
　　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准长期以来被抑制在极低的水平，这是现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一大弊病。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没有反映到劳动者收入增长上的现象在近代世界工业史上也实属罕见。分配的不均衡使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没有能够充分地享受高速经济增长的恩惠，加大了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严重地阻碍了内需市场的扩大。
　　（3）二元社会结构下的人口大移动
　　在逆城市化政策下形成的户籍制度已经将中国社会分割成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两大利益集团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制度化的二元社会的制约下，政府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应对大规模人口移动的正确对策。20多年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滞留在城市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工作和生活上受到了各种限制和歧视。农民工不仅收入被长期压制在极低的水平，同时也被置身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之外。这种分割的社会结构使中国的收入差距和社会福利差距固化和扩大。更严重的是大量农民工进城使两个不同身份的群体汇集在同一城市空间生活，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社会的不公平和矛盾显现得更加突出。
　　中国大城市、大城市群面临的最大课题首先是如何接纳数量庞大的人口迁移。今天中国已经有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来到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群。可以预计，今后还将有更多的人们会涌向大城市、大城市群。中国人口移动的规模和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未曾经历过的。然而户籍制度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却严重地局限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思维，使政府一直不愿意面对产业和人口向大城市、大城市群集中的现实，长期坚持抑制大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策。在没有政策和制度的应对下，大城市、大城市群的人口自发地高速膨胀，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
　　（4）集聚负效应的显现
　　大城市群的集聚效应是其发展的原动力，同时巨大的集聚也给大城市群带来了深刻的集聚负效应。中国大城市群人口的规模之大、密度之高都堪称世界之最。高密度、大规模的人口带来的各种问题，如慢性交通堵塞、长时间通勤的常态化、居住环境的低劣和热岛效应等现象已经开始严重地困扰中国的大城市群。

6．社会大变革的要求
　　惨遭帝国主义掠夺和蹂躏的惨痛记忆和建国后严峻的国际环境使新中国一直在为争取生存权而谋求发展。计划经济总动员体制下激进的重工业化粗暴地割裂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虽然释放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束缚的社会活力，但是并没有清算重工业化时代扭曲的社会结构，社会的分裂和不公反而愈演愈烈。
　　改革开放后民众的活力在很多情况下爆发在政府的预期之外。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是如斯，亿万人口大流动亦是如斯，大城市群拔地而起更是如斯。社会活力的大爆发虽然成就了中国的大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带来了财富向部分群体的集中，产业向大城市群的集聚。不公平的制度更是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造成了经济增长成果不能共享的严峻局面。
　　对于正在急速增长的社会财富，如何公平地分配和再分配，营造成果共享的社会机制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中国亟待提高劳动分配率和劳动者的权益，社会结构需要从强政府、强资本向强劳工、强消费者进行转型。为此需要容忍和扶持工会和NPO（非营利组织）等劳工权益代言团体的成长。
　　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大前提是融合被分割的社会，没有社会的融合，中国不可能实现持续安定的发展。今天中国所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来源于制度化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不仅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也严重地阻碍了地区间、产业间的人口流动，抑制了中国的社会活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如何将人口固定化的社会顺利地转型为以人口移动为前提的流动化社会。
　　消除社会隔阂和制度化的不公平、不平等，促进社会的流动性都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并且构建起保证区域间、产业间人口流动利益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说，改革户籍制度，谋求社会的融合、和谐和公平是中国社会结构改革的最重要课题。
　　中国亟待建立再分配机制，以再分配机制来缩小地区间、群体间的最终所得差距，防止资本和土地取得过高的分配率，形成旺盛而稳定的国内市场需求，实现社会和谐。为此必须尽早实现以覆盖全民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年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核心的国民基本保障体制，缓解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必须果敢地实行财政、行政体制改革，构建全国性再分配机制，确保地方行政事权、财权的统一，促进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中国需要营造宽容、开放的城市社会，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转变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量。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群如何建设和谐的高密度城市社会是一个迫切而严峻的挑战。
　　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城市建设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国各地展开。然而，政府主导的开发无法实现具有魅力的高密度城市社会，社会矛盾四起，城市病日渐突出。城市发展需要确立其自律发展和进化的机制，这需要市民参与对城市形态、社区、交通体系、教育体制等城市社会价值的选择，还需要专家群体将这种选择转变为城市空间形态和社会机制。因此，中国城市的发展需要从政府主导型的开发向政府、市民、专家三者互动型机制转型。
　　如何构建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如何提高城市生活的质量，营造重视传统和文化、充满知性和魅力的开放城市空间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中国需要认识今天活力的源泉，顺应社会活力所要求的社会变革。中国社会既需要营养、呵护和诱导社会活力，强化发展的内生机制，还需要追求社会公平、平等、自由和成果的共享。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迫切需要社会变革的时代。

7．亚洲的新纪元
　　今天是中国的崛起期，也是亚洲的崛起期。重要的是如何保持中国的发展活力，如何将这一活力扩展到亚洲，营建起亚洲联动发展的局面。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开拓了亚洲的新时代。中国今天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关系正在日益深化。例如，战后一直依赖于美国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向中国倾斜。
　　鸦片战争之前，亚洲曾经在世界经济中比重过半。然而鸦片战争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存在感不断弱小。中国今天的高速发展不是一个单独的动向，它的背后有亚洲各国不断深化的分工和合作。
　　随着分工和合作的深化，亚洲各国都在经历着急速的产业结构变化，都在向开放的经济结构转型。然而与日益深化的大分工、大交流相比，今天的亚洲还没有形成能够充分支撑区域内分工合作的政治经济协调体制。
　　亚洲经济结构变化的另一个侧面是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至今为止，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所经历的成功都是工业经济的成功。然而在21世纪，亚洲需要实现能源消费更低，附加价值更高的知识经济的成功。知识经济是交流集约型、研究集约型的经济。它需要汇集知识创造者的空间。因此知识经济需要具有开放性、宽容性、文化魅力、感性和知性的空间。亚洲的知识经济发展取决于亚洲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群能否进化成这样的空间。亚洲需要通过空间结构的进化，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意味着要从产业创造城市的时代过渡到城市创造产业的时代。这是时代对大城市群的要求。
　　亚洲各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城市、大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的深化。在大城市群时代的中国以及亚洲，必须重视大城市群给亚洲政治经济结构带来的变化，将大城市群的活力拓展为亚洲联动发展的原动力。为此，需要强化亚洲经济交流合作的机制，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
　　经历了整整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恩格斯所预言的亚洲新时代的曙光终于展现眼前。

中国正在发展的道路上高歌猛进，然而潜伏在发展模式中的问题也逐渐突出。普通劳动者，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收入和福利长期被压制在极低的水平，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问题。直到2004年出现了民工荒1，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当长时期内都没有大幅度提升。民工荒后，地方政府才开始相继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种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人的收入和福利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现象，在近代世界工业史上极为罕见。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分配率的低下。分配的不均衡使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没有充分享受到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内需市场的成长也因此受到了遏制。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缺乏再分配机制。从社会群体来看，收入增长较快的群体和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收入减少的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从地区差距来看，与三大城市群讴歌大发展相比，许多内陆地区产业欠缺活力，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衰退的现象，城乡差距、 地区差距越拉越大。没有再分配机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造成享受到和没有享受到成长成果的群体之间的社会分化日益扩大，引发了高度的社会紧张。
　　回顾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分配的不均衡与再分配体制的缺乏却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分裂和对立。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
　　今天在中国，高速经济发展与高度社会紧张并存。社会紧张的增幅正在威胁中国社会的安定与发展，中国需要认真地思考造成社会紧张的原因，改革社会结构，努力形成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局面。
　　1．高涨的社会紧张感
　　在发展和繁荣的背后，中国社会紧张感高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贫富差距的扩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高度平均的社会骤然演变成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高速经济增长下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引发了高度的社会紧张感。
　　（2）地区差距的扩大
　　推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动力是地区间竞争，可以说，没有地区间的激烈竞争就没有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问题是地区间竞争也造成了地区差距的扩大。与大城市群的大发展相比，内陆的许多地区正在经历产业衰退、人口流出的艰难局面。对于地区差距的扩大，中国缺乏有效的地区间再分配机制。在地区间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常常不得不拿财政换项目，拿土地换发展。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缺乏履行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充足财源，许多地区的财政长期依赖被称为“第二财政”和“第三财政”的收费和土地开发相关收入。无节制的收费和土地开发给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助长了社会紧张。
　　（3）全民最低保障制度的欠缺
　　由于中国还不存在覆盖全民的以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核心的国民最低保障体系，无法消除人们对未来生活的不安。特别是在收入上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正在扩大，没有能够真正富裕起来的社会基层群体中储聚的不满和不安正在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长也动摇着富裕群体对社会安定的信心。大多数处于社会中间层的群体既对自己的未来，也对社会的稳定心存不安。可以说今天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对未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不安感，这种状态复合成高度的社会紧张感。
　　（4）社会分裂的固定化
　　逆城市化政策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把中国社会分割成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两个利益群体。这两个利益群体原本分别居住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的空间，然而随着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高速发展，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农民工的大移动至今已经20多年，但是城市仍然不允许农民工定居，不允许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两个不同群体在城市的共同生活，使两者之间的不平等和摩擦更加突出。
　　
　　为了缓和社会紧张，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社会机制。
　　首先需要废除户籍制度，恢复中国社会的融合。在此前提下，建立起以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核心的全民最低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适当的再分配。通过这些措施缓和中国社会的龟裂，缓解国民的不安，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还需要建立起中央政府主导的地区间再分配机制，保证国民最低保障制度的实行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杜绝地方政府的乱收费，抑制无节制的官制乱开发。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中国需要转换社会发展的目标。

2．转换发展目标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长期身处严峻的国际环境。为了应对随时有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中国政府不得不将扩大工业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目标，全力推进重工业化。为此政府一直采取了要求国民以贡献和牺牲支持工业化的政策，特别是剥夺了农民在城市就业和居住以及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权利，形成了极度限制农民权益的社会结构。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理由是当时的农村问题。通过三十年计划经济下的举国总动员，重工业化营建了巨大的工业生产力，然而在重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和农村的利益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正是由于长期得不到回报的农民丧失了劳动积极性，使当时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濒临崩溃。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限制农民权益的社会结构却一直延续至今。
　　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将扩大工业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扩大工业生产力的手法，放弃了总动员体制，释放了为计划经济体制所束缚的社会活力，工业化的主体也从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邓小平提出的“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先富论”2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为了营造适应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国果敢地实行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不遗余力。这些努力的结果使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被世人称为“世界工厂”的巨大工业生产力。
　　然而在空前的经济发展期，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立在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的牺牲之上的工业化社会机制一直延续，出现了真正富裕起来的群体和还没有充分享受到成长成果的群体之间的社会龟裂。中国虽然为追求扩大工业生产力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对社会结构的改革却还刚刚起步。
　　中国亟待从根本上改革在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二元社会体制，将社会发展的目标从扩大生产力转变到建设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社会。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需要将工作重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民生和服务上来。发展目标的转变和政府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今后中国能否实现健康发展的关键。

3．实现内需型经济发展
　　2004年，中国超越日本成长为世界第三位贸易大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营建起了巨大的出口能力，强劲的出口势头支撑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然而过分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也包含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
　　随着出口的增大，中国与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200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07年，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达到1,633亿美元。不断扩大的贸易不均衡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各国指责中国的口实，中国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市场开放、扩大进口等问题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扩大进口，一是要提高市场的开放度，二是要扩大内需。关于前者，除了一部分为国有企业所独占的领域外，中国市场已经相当开放，特别是在加盟WTO后，中国市场阻碍进口的壁垒已经很低。
　　中国扩大进口的关键在内需市场的成长，然而扩大内需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密切相关。对于扩大内需而言，人口的规模和人均购买力是两个重要因素。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因此问题在于人均购买力。以大城市群为中心，近年大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升迅速。例如2006年广州市和上海市的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了10,000美元和7,000美元，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城市群市场成长迅猛，近年来许多外资企业以进入市场为目的，大举投资中国。然而即使在大城市群中，却仍然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低收入劳动者被疏远在繁盛的大市场之外。此外，占中国人口过半的农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内陆地区很多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的收入水平仍然提高缓慢。中国的内需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增加这些被成长疏远人群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