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知道的“人”，是指一些一方面具有理想情操，有理性有向善心，而另一方面又自私狭隘，愚昧自得的集合体。因为前者，人类社会才成为可能。又因为后者，人们才需要建立一个公共权力来确保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不致生存环境被人类自身所具有的野蛮性所摧毁。这样的一个“人”，具备上帝的仁慈，也包含了撒旦的残忍，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有善有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性”。而判断一个文化优劣的依据，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人性的需要，是否能在扬善的同时，公正对待人类所具有的一些普遍缺点，并对此表示出一定程度上的宽容，以文明来感化野蛮，而不是采取歧视的态度，以更野蛮的手段来对待野蛮。从而使文明止步不前，陷入以暴易暴的死循环。对比欧美文明来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歧视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我所说的非人化。
　　
　　尽管儒家思想纷繁复杂，流派众多，但其“主旋律”不外乎“仁”与“礼”，此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独立存在。用孔丘同学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他认为大家只要守礼，就能达到仁的境界，于是天下太平，万事无忧。颜渊同学追问具体要如何才能做到，孔子的回答就是著名的“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应该说，孔子这样的回答是符合其“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观的。他认为人性本善，只是因为后天的环境因素而“习相远”。如果人们都能克制住环境对于自己的诱惑而保持本性，那么就可以达到天下大同（天下归仁）的境界。这也可以看作是儒家所崇尚的“德治天下”的精神源头。在中国历经千年的贤人政治也从这里开始正式整装待发。
　　
　　儒家的礼，简单来说就是社会规范与秩序的表现。体现在公共层面，礼就是宗法制度，体现在个人，礼就是道德要求。简言之，对人进行尊卑等级的严格区分，是礼的根本要求。“礼之用，和为贵”，只要大家都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各安其位，不作“非礼”之想，就可以达到社会和谐，欣欣向荣。在这里，人便如洋葱一样，被分为里三层外三层，等级森严秩序井然。所以人又根据知识品行，可被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不同等差，各自根据身份，享有不同的礼遇。大人先生们可以喝酒吃肉享受尊敬，小人们则只配给他们上级的人磕头纳税，老老实实地为大人们提供服务，并不得有任何怨言，否则便是大逆不道，逆天而行……，所谓“礼法”，大抵就是如此。对他人采取仰视或俯视的姿态，不能平等待人，这就是儒家的歧视特色。
　　
　　甭管那些所谓的新儒家吹得天花乱坠，抽离了以等级差别为主要特征的“礼”，新儒旧儒都无法自圆其说，不能以“儒”称之。“礼”的实质，就是假装大人先生们人性恶的一面不存在，反过来把“小人”们人性善的一面忽略不记。如此一来，人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偏偏就不是人自己。这种人格分裂的结果，就是历代层出不穷的伪君子。这么一来，等级的“合理性”是有了，“天人合一”的理论也有了恰当的注脚，偏偏就把“人”给丢了。现在儒生们为了重新夺回话语权，不惜再次丢人，代价确实不可谓不大。
　　
　　而事实上能够保证大人先生们超卓地位的，当然不是他们所谓的“道德”，这种“道德”实质是靠儒生们谋取权力来保证的。缺少了权力作为后台，儒生们哪怕舌灿莲花，其结果也只能和其祖师爷孔丘同学一样“惶惶如丧家之犬”。因此儒家对于权力的渴望的确是“一以贯之”，“学而优则士”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权力的儒生，就什么也不是。
　　
　　有儒生试图以科举制度来证明，儒家也是有民主思想的。其根据是选举的公平性。应该说，在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时期，对于知识的尊重程度，甚至远远地超过了西方。区别在于，儒家把知识与德行进行挂钩，但在于西方，知识只属于专业上的技能学习，与品德毫无关系。究其细底，就在于儒生们学的“知识”本身就是道德文章。这就造成了儒生们在吹牛的时候很厉害，在动手的时候很无奈的尴尬。儒生们在中国横行了两千多年，连台机器也造不出来，就这样还敢吹牛我们的传统文化多么光辉灿烂，足以证明儒生们的脸皮厚度。
　　
　　我在批评王阳明滥杀无辜没有人性的时候，有儒生认为我苛责古人，说那时的“环境”只能如此。这就让我很奇怪，“环境”不一直是儒生们在营造的吗，说古时的环境不好，这简直和抽自己的嘴巴子差不多。
　　
　　现在有很多号称新儒家的儒生又开始喊口号，在批评五四激进的同时贩卖私货，要以新儒家的思想启蒙民众，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儒生终于能认清事实，向宪政靠拢，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惜这种愿望虽好，但问题在于，任何一种社会高层建筑，都必须建立在能够得到公民信仰的基础上，否则便必然要沦为暴政。一个具有浓郁歧视文化的社会基础，能够支撑宪政这样的现代化大厦吗？一个不能屏弃非人化传统的国家，能够避免暴政的轮回吗？
　　
　　所谓宪政，说白了就是限制权力之手的制动器，防止权力这只老虎乱窜的笼子。这种制度体现了这样一种基本观念，就是人性本恶，但有向善的理性，因此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到这项制度之中，并通过选举那些能为他们说话的人来参与制订法律，以达到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目的。这样的观念不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而是出自神定的自然法。这就是所谓宪政的超验之维。但在我们的传统里，就连神的地位也是人封的，谈何超验之维。人间圣贤们从来都是给小人们定规矩，自己却对规矩有天然免疫力，让小人们限制他们的权力，在道理上首先就说不通。让这么一群“圣贤”去和“小人”们坐下来讨价还价，更比杀了他们还难过，宪政？见你的大头鬼去吧！小人们没资格答应，圣贤们坚决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