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周到教堂去走耍。这是城市拆迁潮流中新修建的教堂，原先那个埋没在瓦房小巷中，拆迁的时候，我见过那门上要求保护宗教资产的标语，看起来是有些效果，因为现在新建的这个教堂显然好得多，高高的在路边小坡顶上耸立着。打听了一下，教堂前面的，路边那栋建筑也是属于教堂的，他们用来出租，每年可以得到不少收入，用于养教。
　　那天教堂里没有活动，空空的大厅，只有两个工人在大厅的类似于主席台的那个台子上维修地板，或者是要安装什么东西。绕着教堂走了一圈，随便又打听几句，信教的人数之类的，听说共产党党员也有信教，不过，工人说：都是退休的党员，没有退休的就不敢了。我忽然觉得这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可能看不出它的重要性，但当宗教活动越来越稳定地发展起来之后，在党和教之间的矛盾，或许就会日益显示出来。
　　我以为政治民主的进程其实就是政教分离的过程，是神职人员和国家官吏的分离，但非神职人员的信教者和国家官吏之间就是另一回事，不应把信教者和教会神职人员等同起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宗教并不只是表现在传统的教会形式上，尽管在法律上已经吧教会和国家机构分离开了，但国家本身还会具有宗教性质，例如“人民”这个概念，它就象是取代“上帝”的一个新的神。所以，政教分离的进程并没有结束，我想“人民”这个抽象的主体将会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教育的进步而消亡，或者说成为一个历史遗迹，而被既能够生产物质资源又能够自己生产精神资源的“公民”彻底取代。卢梭的“人民主权”的民主将会被“公民主权”的民主所取代。“公民”自然是已经产生了很久了，但它成为整个国家大厦的基础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我觉得在这样的进程当中，共产主义的理论上的突破是必要的，在它和宗教仍然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下，不但不能更进一步使政教分离，相反，这种对立将会刺激起宗教的“复仇”。只有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宗教的本质，这种认识也就是更清晰地把宗教和共产主义进行区别，认识事物的过程也就是相互区别的过程。而在这种区别的基础上，共产主义应当与宗教和解，当然这种和解决非让神职人员重掌政权，而是与广大的有宗教信仰的公民的和解，那样的话，看起来好象是退步，其实是进步，因为共产主义和宗教信仰都将更恰如其分地回到自己的园地。
　　顺便把以前的帖子接在这里。
　　一、 共产主义与宗教的和解
　　　　
　　　　共产主义把解放全人类作为最长远的理想，但是它需要首先解放自己。窃火的普罗米修斯播下火种，而他自己被束缚了。共产主义和宗教的和解，便是把自己从无神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自己从与宗教针锋相对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宗教是有神论的，而共产主义必定是无神论的吗？传统的共产主义是这样认识自己的，这种认识之所以产生，也是历史必然，因为宗教曾经表现为僧侣等级，而近代的革命，正是源于对等级的破坏，共产主义作为社会最底层群众的革命理论，也是伴随着推翻包括僧侣特权等级的社会革命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把无神论自然地当作了自己的本质特征，把对于宗教的批判推倒了极端。不能说这种结果是错误的，只能说这是历史必然，是此一时彼一时，时代不同，普罗米修斯到了该解放的时候。
　　　　但是，无神论真的是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吗？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而不是人生信仰，因为信仰的根源是个人，即肉体和精神统一体的个人，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是无差别的人类的个体，而共产主义却不是以这样的无差别的个人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是人性中的阶级性，也就是说，现代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它的首要价值不过在于使作为群众存在的无产者形成为阶级并取得国家的统治地位。因此，所有共产主义政党的统治的合法性，只能在阶级性中找到，否定这一点的共产主义政党就等于是否定它自身的合法统治，它将变得和其他一切政党毫无区别，它就将不得不用其他政党存在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实际上它就讲必然地抛弃它的阶级性，而实际上也就是等于脱离已经觉醒的无产阶级，从而也就等于是使已经觉醒的无产阶级倒退到蒙昧的无产者群众的状态。简单地说，在这种状态下，“共产主义”将只是一种政治标签，而变得毫无实际的意义。而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不愿意服从其他政党的民主原则而坚持自己的一党统治，它就是等于在宣布自己原来为保证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掌握的国家暴力是一种不正义不合法的暴政。而无神论根本不能拯救这种可悲的结局，不管怎样为无神论赋予科学的属性。因为，无神论本来就不是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早期的基督教也曾实行过共产主义，那就是和神同在的共产主义。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无产者，并不决定于他的精神信仰，而是决定于他的物质生活关系，他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一个人可能今天是无产者，明天又转变为有产者，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总是处于有产和无产的对立中，简单地说，不管特定的个人如何发生转变，但整个社会总是由少数的资产者和大多数的无产者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判断，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但是，说对立，并非就是说整天剑拔弩张，你死我活，而不过是表明社会的构成状况。
　　　　这样，把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归结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共产主义就不应当和宗教互相排斥。因为无产阶级的群众基础就是无产者，而无产者并不因为他成为无产者就失去他那无差别的作为肉体和精神的统一体的个人的性质。无产者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并不妨碍他成为无产者。同样，成为一个资产者，也并不妨碍他同时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有神论者。如果共产主义还把自己束缚在无神论中，就等于是削弱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但是，和宗教的和解并不包含与迷信活动的和解。
　　　　这种和解的前提，是坚定地维护自身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如果没有这种前提，就不是和解而是自身的瓦解。无产阶级的党性实际上是共产主义政党的自信心，也是他坚持自己要领导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如果说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那么这个“人民”首先就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来自于无产者群众。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关系中，无产者始终处于弱势，他们不能够依靠经济的运行自动地成为统治阶级，而只有依靠共产主义的政党使无产者形成为自觉的阶级并通过暴力掌握国家政权。暴力并非等于暴政。
　　　　这种和解对于共产主义政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党的门槛将向宗教群众打开，要相信，在宗教群众中，也像整个社会的结构一样，绝大多数是无产者。也就是意味着国家权力不再把宗教作为一种限制，公民的政治权利将不再因为宗教信仰而处于不平等的状态。
　　　　因为这种和解的前提是坚定地维护自身的无产阶级的党性，也就是说国家暴力的底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换句话说就是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而这个底线，就是民主选举、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公民自由权利的界限。
　　　　前苏联的共产主义政党之所以失去了统治权，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它自身的瓦解是根本的原因，而这种瓦解是它失去自信心的结局，也就是他对于无产阶级党性的过度的怀疑，这种自信心的丧失也使它没有能够和宗教达成和解，因为前提丧失了，它的结局是向强大的俄罗斯宗教传统屈服，而不是和解。它实际上是自己打垮了自己。
　　　　共产主义如果把自己束缚在反对宗教的地位上，把自己束缚在无神论上，不过是把宗教这种人类文明的成果送给了自己的敌人用来作为葬送它的武器。
　　　　共产主义应当把信仰还给宗教，把理想留给自己。